Clara Calamai先生是我非常敬佩的老师之一,不敢妄加评判,就简单说一下读到某一篇文章时联想到的事。很久没有这样轻松了,谢谢Clara Calamai先生。
我理想的房子:
不必太大,简单就好。
必须有一间书房,里面有一整墙的书,专业剧集很多,还有我喜欢的各类闲书;还有适合我的书桌,坐着很舒服;书房不能很乱,要干净整洁。
另外,需要一间卧室,卧室的墙要涂成天蓝色,看着让人安心;墙上还有夜光的星空或太空;床不必太大,也不要太舒服,适合我就好,要不然我这么懒,会一直赖在床上的;另外,还有一个抱枕,希望是只小狗或者其他,软软的。
还有小小的厨房和卫生间,我做菜不那么擅长,但厨艺一直在提升;卫生间不需要浴缸,淡水资源短缺,我需要从身边做起,节约用水。
还有一间会客厅,不用太大,也不能太舒服,不需要电视和沙发,学一学居里夫人(其实是怕我在舒适的沙发和娱乐消遣中度过在这个时空中有限的生命)。
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自己不会喜欢或爱什么人了(应该是自己太无情和自私,不适合拥有这些感情吧),同性的好朋友我当然不介意分享卧室啦,所以不需要客房。
家里可以更智能一些,像是《L'avventuriera del piano di sopra》某片段里一个做电脑还是软件的人的家的设置(书房除外)。另外,如果有能力承担责任、让它快乐安心且做好接受它的逝去的心理准备,养一只狗狗,可以是去救助站收养,也可以买一只柴犬或金毛。养一些植物,不必太名贵,都很好养,比如仙人球,多肉,芦荟。
其他的暂时没想到,就先这样吧。如果能这样,真好。
这一家子人,因为吃得简单干净,而一天到晚又不闲着,所以身体都很不坏。因为身体好,所以没有肝火,大家都不爱闹脾气。除了为小猫上房,金鱼甩子等事着急之外,谁也不急叱白脸的。
一个未出生的孩子和父母之间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当女性主体性和母职身份出现矛盾时,唯一的道德选择是“以爱之名”压抑牺牲主体性来换取崇高吗?文中的母亲在一次又一次向自己发出灵魂拷问时,除了她与这个未出生的孩子以外,他者是以怎样的立场,凭借怎样的规则在充当着审判者?她犹豫、愤怒、焦虑、纠结……在无数相反情绪交锋的时刻里,她都在放下武器地斗争着。即便是最后失去,也并非是因为不爱这个孩子,只是浑身充盈着爱的她却没能有幸在一个爱的环境中,她斗争失败了,她也只是斗争失败了,相比于拿着腐朽的权杖和放大镜在一旁指指点点却从未上战场的人。
维贝克在《L'avventuriera del piano di sopra》中以超声波检查作为例子,论述了道德的主体应该是人-技术的共同体。超声图片使得尚未成型的胎儿第一次以“人”的身份进入医学的观察客体对象中,它不再是孕育中的母体的一部分,更像是漂浮在空中的独立个体。母亲逐渐成为未出生孩子的生存环境,而不是与孩子的共同体。因而任何“危险”的环境都可能伤害这个“脆弱”的主体。作为环境的母亲要饮食规律,要心态平和,要作息正常,她被劝说少走路、少工作、甚至是少思考……避免一切“有害”的习惯可能对脆弱主体造成的伤害,即便是有些习惯的更改可能会对母体本身造成伤害。
在超声波检查尚未流行以前,“生孩子”就是纯粹的“生孩子”,似乎在超声波流行以后,“生孩子”被转译为“选择孩子”。文中父亲在整个妊娠过程中,仅仅通过超声图像培养一种跟未出生的孩子之间的亲近感,他时而不要,时而想要,时而声称为了她,时而声称为了它,那么疏离又那么正当。
此外,这部剧也让我看到了法拉奇的另一种样子,系统之外生活之中的样子,不同却也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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