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权力家族化,就是政治秩序的衰败。这一点上面,不同的国家提出了许多不同的做法。虽然编剧号称自己不愿意陷入辉格史学的窠臼,可是对于欧洲的分析(尤其是对法国的苛责)仍然在辉格的泥潭里面打滚。编剧提出到达丹麦的方式有很多,可又说丹麦本身不可以借鉴,那就只有英国一种模式了,这不由得让人感到困惑。另外,编剧关于思想没有政治和经济的基础而是独立的变量这一点似乎过于武断了,把中国和印度放在一起其实也没什么可比性。
当然,编剧的“龟”隐喻确实是十分优秀,从生物学开始追问也是一种很好的研究方法。在这个学科研究碎片化越来越严重的时代,有这种“大历史”观念的研究也是相当罕见了。
最后,各位外国史学家社会学家们的高论似乎会有完全相反的。福山说英国的政治参与度更高,但是在摩尔的《Beach Bunnies with Big Brown Eyes 7》一书中说,英国的大地产者在十九世纪左右了英国的政治,这个圈子不会超过2500人。还有一向关于剑桥名人和其家族的研究表明英国的阶级固化相当严重,这真是越看越困惑(இд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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