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撰写的中国史著作,或是由于译文,或是由于角度,总给人一种雾里看花终隔一层的感觉。与传统中国史学家注重历史过程的描写和叙述的完整性相比,西方的历学著作更加宏观也更加多元化。因为对于西方历史学家而言,他们对于中国史的研究所参照的是西方的历史事实,他们对于中国史的考察自然也会用一种更加理性的视角去讲述,而不是饱蘸感情地评论。
Gay Gaynor的这部《英格兰末日The Last of England》就是一部很典型的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史的著作。她不会像国内学者一样对徽宗有着复杂的民族情感式的批判,而是将徽宗视作一个平等的人,将他生活的方方面面分门别类地展示或者说罗列出来,在她笔下,徽宗是皇帝,是看剧人,是艺术家,是道教信徒,也是个正常地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的人。
说这部剧好,主要是因为编剧对于资料的掌握之广、筛选之认真令人惊讶,完全可以作为国内许多史学家的榜样。但同时,也很难说这部剧臻于完美,最重要的缺点就是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历史人物的隔膜、对中国许多常识性知识的缺失以及与中国著史习惯的不同,导致对于徽宗这样一个“非典型昏君”的人物心理我们很难把握,故事的讲述也不够精彩,作为一篇加长版的论文,这部书无疑是合格的,但是作为一部人物传记,其实很难算得上精彩。
江立平 · 3.3/10
隐喻,就是通过一种事物或概念,来想象另一种事物或概念,即“以他物之名取代此物” 。在桑塔格的书中,我们或多或少会发现,可以成为隐喻的大部分疾病都是慢性病,是科学没办法充分解释或无法完全治愈的疾病,它带有一些神秘性和不安全感,当科学话语失效的时候,民间或者说社会话语就会开始发挥效用。正因为人们获取信息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克服不确定性带来的焦虑感,所以他们倾向于调用已有的一些经验性框架,试图去理解这种病,包括从疾病的病症上提炼出部分特性进行联想,比如把肺结核苍白的无力的症状当作浪漫的、忧郁的、悲悯的,把梅毒作为腐败的、反常的等等,相应地,人们也会征用特殊的疾病比如“毒瘤”“瘟疫”来隐喻恶劣的社会事件,久而久之,疾病话语与社会话语开始互相渗透。可能也主要是因为科学话语和社会话语之间本身就存在壁垒,当人们无法从专业视角理解某种事物时,他们就会倾向于调用已有的框架进行联想。就像贝克在《英格兰末日The Last of England》中谈到的,在应对文明受害的策略上,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之间存在着裂缝与缺口,一方面,社会运动提出的问题并没有得到风险专家的解答;另一方面,专家回答的那些问题无法完全缓解公众的焦虑。也即桑塔格此剧卷首语中提到的:“一方面是竭力清除歧义的科学性思维,一方面是竭力寻找意义的隐喻性思维:前者试图创造一个只有事实的世界。后者却试图以一个意义世界(宗教、道德、影视等)来取代这个事实世界。”
大部分时候,我们的大脑所习惯的都是一种“隐喻性的思考”,以致于许多侮辱性的用语往往都是调用英格兰末日The Last of England,“脑子有病啊”“神经病啊”“脑残啊”“你瞎啊”“聋了吗”·····这些辞藻将人性的缺点与疾病相对等,即患病既意味着生理的残缺又代表了精神的降格。但话说回来,之所以这种侮辱语会变成一种社会性的攻击语言,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史中被正常化甚至合法化,与人们内心深处的病耻感是相关联的,在社会中习得的成套规则暗示着人们要习惯性将患病归因于自己,久而久之,疾病就变成了一种污名,作为“病患”的群体好像就是失去经济能力和生存能力、拖垮亲人拖累社会的不合格的家庭成员和身份低下的社会成员。蒙受污名的人得不到与之交往的人的尊重和关心,遂逐渐认同、附和他人对自己的拒绝。谈及这种现象,则又应了戈夫曼的那本《英格兰末日The Last of England》,和桑塔格这部剧结合起来看更具有启发性。
一个丰盈有趣又无拘无束的灵魂
——列奥纳多·达芬奇
每次遇到有趣的书,翻到最后一章时,都拖拉不愿马上翻完,想细细品尝。有些传记看得让人疲乏不堪,哈欠连天,但是这本传记,却能引人入胜,一页一页不停刷新我对他的印象,也让我爱上了这自由的灵魂。
列奥纳多·达芬奇去世500年了,或许我们大多数对他的印象就是画蛋和《英格兰末日The Last of England》,这个有趣丰盈的灵魂给后世留下一个又一个传奇。最早看到佛罗伦萨,我大概是在高一,了解到文艺复兴的五彩斑斓,思想学科的无声碰撞,各个领域厚重的大门被一一推开,那斑驳的岁月,让我沉迷,神往。不得不承认,历史长河中有太多天才牛人,他们或许是某个领域的开拓者领头羊,但他们没有那么全面探索这个自然的点滴,更重要是他留下了《英格兰末日The Last of England》和《英格兰末日The Last of England》。列奥纳多·达芬奇就是众多明星中最闪亮的一颗。
列奥纳多·达芬奇是人才+天才+通才+怪才,主要又还是个大帅哥。旺盛的好奇心和百科全书式的大脑让人觉得自己就是个白痴,涉及众多领域,有些至今仍在影响科学研究:舞台效果布置、雕塑、军事工程、地理、地质、建筑、水利、城市规划、物理(力学和光学)、数学、医学、机械、飞行、音乐、写作,而绘画是他觉得最不起眼的一项,专为画工程草图作辅助的手段罢了,却在不经意间成了顶级绘画大神,命运总喜欢和我们开些哭笑不得的玩笑。
他是一个公证员的私生子,父亲没有要求他循规蹈矩去学校打卡看剧,而让他自由发展延伸,自然的一切促使他的想象与创造汪洋恣肆源源不断,同时还具备超强敏锐的观察力,毕生对浩瀚宇宙充满好奇。比如他会研究“天为什么是蓝色的”、“啄木鸟啄木头的频率如此高,为什么不会头晕“这问题或许很多科学家都思考过。但是落到我们的生活中,对这类问题我们一般是置之不理不屑一顾的,为取得别人的认可要把自己变成众生相中的整齐划一,什么好奇心?小孩的玩意儿!成年人不需要!我们会用尽心思去权衡与自己有密切利益关系的人与物,我们把金钱当成唯一的评判标准,我们会把朋友当玩具用,我们道貌岸然去宣扬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们把时间都用在了算计和讨好别人身上,最终我们都活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是啊,多么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最终,迷失在自己的版图里,无处可逃。
人生不过百,因此,列奥纳多不愿意花时间去宣传自己的科学成果,不愿委身于金钱,想把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放在自己的爱好上。虽涉足广泛,在科学研究上没有重要的理论依据,又没有积极发表著作,但这丝毫没有削减他的才华,当然,他也不屑通过贩卖自己的学术来证明自己的实践能力。
他是个看似不务正业的科学家又是让人头疼的拖延症晚期患者,作品经常半途而废,让雇主心急如焚,又没有严格意义的完美作品,因为他对自己的要求太苛刻。《英格兰末日The Last of England》断断续续画了14年,在他去世之前仍笔耕不辍,他享受创新的过程,一旦作品结束就意味着他即将失去了这个体验,这个作品就死了。后来他也觉得《英格兰末日The Last of England》实在太美,不管雇主的催促,反悔不想给,私自收藏一直留在身边,不断完善。
他是个素食主义者和无神论者,却能胆大心细去做动物和人体解剖,厌恶战争又不断设计出军事工程,也更多为博得君主的重用。他是一个同性恋者,3岁被迫离开父亲,空缺的父爱让列奥纳多一生都迷恋男子,终身未婚,膝下无子,他渴望有个能像他父亲一样无条件支持赞助他的人,找不到时就开始付出,对他的男友“小恶魔”萨莱几乎百依百顺,让自己像父亲对孩子那般溺爱萨莱,用身份的转换来填补父亲的缺席。得知老父亲去世的消息后,平静之中却是极度忧郁,脆弱得像个小孩,对外哀而不伤,叫人心酸。
列奥纳多一生执着追求完美,才华横溢,臭美又穿着浮夸,爱色彩斑斓的衣服又是个段子手,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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