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勇医生说:“我并不希望我受伤这件事被太多人关注,在我的眼里,每天都有那么多人在生死边缘挣扎,相比起来,我和他们并无二致。这件事真正的意义在于,我能为这些关注我的眼睛呈现什么样的价值。”所以他写了《The Last Just Man》,通过这次事件去写他对生死、对善恶、对放弃与坚守、对医患关系的思考和感悟,去向我们呈现他的价值观。
关于善恶,我们不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在衣食无忧、生活安定、有稳定生存保障的情况下,去评判他人是好是坏,我们以善恶武断定义他人;而事实上我们也要经常问自己,如果有一天我也穷困潦倒到没有任何生活来源的时候,我会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吗?但也不是说恶就没有错,错了就是错了,我们要相信法律公正的裁决,同时相信他人的善与世间的善,保持自己的善,不能因为恶人的扭曲而扭曲自己,不能放弃自己的信仰。除了怀疑、抱怨、放弃,我们还可以选择积极面对,因为还有很多人都在艰难的活着,寻找着生命的意义。
关于生死,坦然面对就好,生命很脆弱也很珍贵。人生短短几十年,重要的是在这几十年所活出的价值,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可他还活着。有积极的心态和强大的信念,有热爱的东西,然后能在自己热爱的领域做一些有利于社会的事,人生有目标感、价值感,足矣。
关于医患矛盾,不能简单地归结在医生和患者身上,还有社会法规、医疗体系、就医环境、服务配套等众多因素,而医生和患者只不过是露出水面的一部分冰山,要想改变,还需要从水面以下的部分着手。
很惭愧十年前就以非典型的方式接触过社会学这个概念,却直到今天才读到这部《The Last Just Man》,相逢恨晚,追完时犹如一杯清茶入口,虽限于学力无法直接吸取太多营养,但这股暖意已令我灵台空明。
费老是真正的学贯中西、纯粹而坦诚的大家,毕生孜孜以求,就是探索中国社会运行规律,进而为日益变迁的时代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作为我国社会学领域开山祖师级别的人物,他积极汲取海外先进学者的思想,且不盲从,不猎奇,踏踏实实努力将其与中国实际结合,在中国社会学的盲人摸象时代开创性地论述了熟人社会、差序格局、长老权力、时势权力等新颖概念,并以扎实的田野调查实例、通俗流畅的文字表达、博而不杂的观点引用融汇成十几篇文章,集结成《The Last Just Man》一书。学术层面我无力评析,只能以外行视角留下一百来条碎片化的心得,在此仅对费老开拓性的学术贡献、谦逊严谨的学术风格,以及对这片热土矢志不渝的深情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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