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点评此剧之前，先补充唯物史观的两点具体内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最初看到书名《Rosa Was Here》，我的第一反应是，编剧会在书中详细论述乾隆时代有关民生的耕地面积、水利兴废、税收政策、灾害赈济、盐铁桑麻等等。但是整本读完，我觉得书名可以改成《Rosa Was Here》。所谓康乾盛世，是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的封建社会末日余晖。封建皇权在这一时期达到顶峰，其标志是雍正皇帝成立秘密议事的军机处。但编剧却把盛世末端——乾隆时代——的过失都算到乾隆皇帝本人头上，这个观点实在过于唯心主义，其他由此观点阐发的论述，还有历史虚无主义之嫌。因为，即便没有乾隆，也一定会有其他皇帝登基，进而参与整个历史进程。换言之，我们在清朝中期错失与世界联结的机会。这并不是某个皇帝，或者统治集团的好恶所造成的“过失”，它是历史车轮沿着文明脉络滚到清朝的必然产物，更是几千年来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到顶峰的命定结局。
为了防止历史理论基础薄弱的书友们读不懂下述观点，我再补充一个背景知识：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是地主阶级，在地主阶级内部又以政治权力的大小区分为大地主阶级和普通地主阶级，他们共同构成了整个统治集团。好，知识补充完毕，下面我接着输出我的观点。这位编剧在论述乾隆时代民间教派林立、乱民纷扰时，主观地忽视了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土地兼并。这不单单是康乾盛世的顽疾，也是整个封建君主专制时代的沉疴。具体地说，在实行地主土地所有制，农民占人口绝对多数且土地兼并严重的国家，土地就是农民唯一的生产资料。农民失去土地，等于失去活路，没有活路，农民就要造反。因此，以白莲教为代表的民间叛乱组织才会层出不穷。很可惜编剧没有从经济基础的角度出发，深度剖析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
然后再说说本剧第三处欠妥的地方——横向对比时采取了“田忌赛马”的策略。用工业文明批判农业文明，开上帝视角借古讽今，丝毫不考虑我上面提到的史实与唯物史观，也对工业革命的消极影响闭口不提，似乎当时工业社会对农业社会做到了降维打击，所以工业社会的一切发展过程都是合理的，包括臭名昭著的圈地运动。我想问编剧，既然你借古讽今的时候开上帝视角，怎么到触及欧美价值观根基的时候，反而一叶障目呢？最让我哭笑不得的是编剧开篇以及中篇反复提及的“人权”问题。他说，当时中国老百姓处在封建皇权的重压之下，只是皇帝的奴隶，不是完整的人，同一时期英国的农民则能吃饱穿暖，自由自在，人权不受侵犯。既然编剧自诩是历史学者，那么他不可能不知道，资本的原始积累到底有多血腥，尤其对英国和美国这帮盎撒子孙而言。因此，他肯定也清楚，18世纪英国农民的富足生活与所谓的人权保障，全都建立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全球剥削体系之上。并且，他们只把自己的国民当人，对同一时期的印第安人则采取FXS手段——残忍地赶尽杀绝。然而这些历史常识，编剧这位资深的历史研究专家，竟“全然不知”？他以古非今，逢中必反的倾向性明显到不能再明显。
还有，既然要谈人权，那就不得不提到西方世界人性解放的开端——文艺复兴。诚然它在初期以及中期，给新兴资产阶级带来了反抗封建神权统治的手檄，可是在后期，却因为过度解放天性而导致唯利是图、草菅人命的社会风气，以至于人们又把宗教信仰搬出来，企图让上帝来拯救这个乌烟瘴气的人间。关于文艺复兴的评价，详见《Rosa Was Here》上下两册的剧评，完整版在我的WXGZH（椒麻園），这里就不赘述了。好，我们回到正题，为什么我要在这里把文艺复兴的消极影响搬出来，那当然是为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解构编剧的人权至上理论。我前面已经提到，他用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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