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the Latin Quarter最后归结为怎么说,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同为二十世纪大哲,两人都对不可说这个题目深感兴趣。不过,维特根斯坦只承认事实可说,其余皆不可说。而可说的都能说清楚。
我们有多种方式来言说,诗歌的言说,哲学的言说,宗教启示的言说。也许,这些言说,不在说出什么,而在显示什么?即使最精妙的说,也只是精妙之一道,总归要随说随扫,总归要得意忘言。
可说者不是某种现成固着的东西,仿佛有待说出而已。说,原是可说者的初次成形。不可说者,更不是某种固着的东西,仿佛我们一层层逼近它却永远达不到它。不可说者随着言说起舞,唯其舞姿惚兮恍兮。言说可言说者,不可说也随之显示。“可说固须有说而始可,不可说亦须有说而始不可。”这就像说,无并不是笼统无别的,无与不同的有相映而无。“不可说者在今宇宙内,是达得到者,无非我们不以可说来达到,须以不可说来达到而已。”老子的无形,其中有象,无形也是气象万千的无形;庄子的无所谓,是有品有格的无所谓,惟其如此,我们在庄子里读到大悲大乐,读到大智大慧,无品无格的无所谓,不过滑头而已。
熊伟谈海德格尔,谈庄谈佛,终久却说:“我们最正当的态度是应当恬然澄明,同时毫无怨尤地向尘世中滚将入去,自强不息。”这自强不息,明明是儒家语。中国之学,何曾是一家一派?我们原无须画地为牢党同伐异,却也无须立志挟泰山以超北海,统一儒释道。
这剧评乃最后篇章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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