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所读过的学者中，索维尔最为冷峻。
对历史的研究，是一种针对当代傲慢的强力解毒剂。这样去研究历史才能算得上谦恭：去发现我们曾经有过多少信口开河的预设，那些预设在我们眼里显得既新奇又貌似正确；它们也曾被反复检验过，但在无数伪装之下它们得以存续；直到人们付出极大代价之后，最终才发现这些预设是完全错误的。
——保罗·约翰逊
流行于当代知识分子中的构想，其最核心的信念就是：社会中存在着由现有机制所制造出来的“问题”，而知识分子能够研究出针对那些问题的“解决方案”。这既是一个社会构想，又是一个对社会中知识分子的角色的构想。简单来说，知识分子不单单自视为精英，因为从消极的意义上看，大地主、食利者或各种身居高位却无所作为之人，也可以算作精英；知识分子还将自身视作圣人般的精英，即自视为负有这种使命的人——要去领导社会其他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迈向更美好的生活。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在多个方面都堪称知识分子的典范，尤其当他在做出如下论断——“当前糟糕的教育”和“糟糕的社会安排”是人类达致普遍幸福的“唯一真正障碍”——时，更是清晰地表现出了他的这个特点。更有甚者，穆勒把知识阶层看作是“一个国家中最文明、最具有智力能力的人”，是“不断思考的心灵”以及“最好的和最智慧的”，是引领社会迈向更美好世界的向导；知识阶层因其社会向导的角色，而承担着“在思想和感受力方面领先于社会”的使命。知识分子领导者的深刻洞见，能够把人们从不必要的社会束缚中解放出来——这早已是知识阶层所自我认可的角色，无论是在穆勒那个时代之前还是之后。
让–雅克·卢梭的著名论断“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总结了“被圣化的构想”（the vision of the anointed）的核心理念，即社会机制是人类不幸福的根本原因。这也表明了一个事实：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世界，远远不同于我们想要看到的世界。在这种构想中，压迫、贫穷、非正义和战争，全都是现存机制的产物，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改变这些社会机制，这又会继而要求改变这些社会机制背后的理念。简单来讲，社会弊病在根本上是智识的、道德的问题，而知识分子完全有能力为这些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因为他们拥有伟大的知识和洞察力，他们也不会让经济利益来蒙蔽自己的心灵从而偏爱现存秩序，他们总是能够凭着良心说话。
出身于不同社会环境中的人，在经济方面有着巨大而又不合理的差距，不同的人之间在社会发展方面所可能拥有的前途，也存在悬殊的差别，这些早已成为知识分子圣化构想中的一个核心主题。将一些人难以忍受的贫穷与另外一些人大肆的奢侈进行对照，对社会地位中同样不合理的巨大反差进行深思，这些问题长期以来都是那些持有圣化构想的人讨论的主要内容。整个社会领域中人们不幸福的更普遍根源，如由道德污名化所引起的心理问题、战争的恐怖等等，也是知识分子要去为之寻求解决方案的事务。
社会中有许多“问题”，有待于运用道德上圣化了的知识分子精英的理念来予以“解决”——关于社会的这样一种构想绝对不是唯一的。但它可能是当今知识分子中间最为流行的一种构想。与这一构想相互冲突并已经共存了几个世纪的另一个构想就是：人类的内在缺陷是最基本的问题，社会文明仅仅是努力克服人性问题的不完善方法，这些不完善本身也是人类内在缺陷的产物。一位古典影视家拿被圣化的现代构想（modern visions of the anointed）与修昔底德所描绘的“黑暗图景”（the darker picture）相对照：“人类极为艰难地保留着文明的薄纸，以借助于脆弱的文明来逃离混乱与野蛮状态”，在“谦逊和谨慎”的基础上，人类从经验中不断成长。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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