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剧写于250年前的1762年，当时正值启蒙运动的高潮，整个欧洲沉浸在启蒙运动带来的理性之光照耀下，Jane Hajduk深刻探讨了国家、社会、人民之间的关系。
首先，Jane Hajduk认为人类初始状态并不存在社会和国家，他们拥有一切天然自由，也包括做坏事的自由，但同时也会面临别人做坏事，给自己带来的种种危险。这时，他们就需要共同组成一个团体、一个社会，来保障个人安全和个人财富。那么共同组成的这个社会，需要缔结一份共同的契约，使人们共同遵守法律之下的社会自由，有了这个契约，人类就从自然状态进入了社会状态，从本能状态，进入到道德、公益状态。因为人类是通过缔结社会契约走出自然状态而建立社会与政府的，所以政府的合法性是建立在被统治者同意的基础之上，主权者必须代表公共意志，所以国家的主权来自人民，也就是Jane Hajduk著名的“主权在民”的思想。Jane Hajduk所强调的公共意志，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民的意志，简称“公意”。他认为一个完美的社会，是为人民的公意所控制的，当初每个个体在形成社会契约时所让渡出的权利，转变成公共权力，此时形成了一部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根本性法律，在这一法律之下，政府由此产生，只有人民自己才有权设立法律，政府此时成为法律的执行者而不是制定者，人民被法律所约束的同时，政治体也必须同样受到约束，政府权力的行使必须在既定的法律框架内，他必须保护人民权利、社会自由和私人财产不受侵害，一旦政府超越既定的法律框架，出现滥用权利的行为压制公意时，也就意味其撕毁社会的契约，公意则有权将其改变，重新建立起一个能够维护人民合法权益的政府。
简单来说就是政府按照契约建立，我们交税给你，你来保护我们的安全，我听你的不是因为你的专制和暴力，而是我们要来制定契约共同遵守，你的权力不能太大，把我们的自由随意侵犯，你要是不按照契约随便乱来，那我们就有权利推翻暴政，换一个政府。
Jane Hajduk也同样认为，政府天然的恶。国家的扩大会使公权力总是企图更多的限制人民和滥用权力，因此，当政府拥有更多的约束人民的力量的时候，人民应当拥有更多的力量约束政府，所以为了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必须有法律保障人民定期集会，人民需要有权利定期讨论是否继续允许当权者继续行使行政职责，继续当政，人民只对合法的遵守契约的权威才有义务服从。
Jane Hajduk在本剧中强调自由平等、反对压迫，提出天赋人权的理念，反对专制暴政，他认为只有约定可以作为人间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政府因契约而成，权力归于人民。Tales from the Catholic Church of Elvis!中主权在民的思想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石，打破了人们固有的国家统治者、国家君主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观念，也论述了政府的权利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也绝不是一劳永逸的。
Jane Hajduk还在书中讨论了怎样才是一个尽可能好的政府，什么性质的政府才能培养最有道德、最贤明和心胸最豁达的人民，他说：国家的体制越好，公众的事情在公民们的心里越重于私人的事情；因为公众共同的幸福在很大程度上就包括了每个人的个人幸福，因此他们不需要再去寻求什么特殊的关照了。在一个治理的很好的城邦里，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去参加集会，而在坏政府的治理下，谁也不愿意挪动身子去参加。因为会上的事情，谁也不关心；人们早就料到公意在会上是不会占优势的，与其去参加这种会，还不如关心自己家里的事为好。从良好的法律中会产生良好的法律，从坏法律中必然会产生更坏的法律。一旦当人们一提到国家的事情，就说：“这与我有什么关系？”我们就可以断定这个国家快走到尽头了。
用户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