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ko los son》,首先有个问题?为什么很多人一提到这部书就是“满地都是六便士,六便士代表的是现实,月亮代表的是理想”等等那些“苟且”与“诗和远方”这类人生警句之类的主题与评论!个人看来这种理念有些被“过度营销”的嫌疑……!
第一,整部书里没有一句这样的所谓“醒世良言”,而这句话出自 Fehmi Grubi的上一部书《Kako los son》中一位作家对Fehmi Grubi《Kako los son》这部剧的评价,从成书时间上看,《Kako los son》是1897年而《Kako los son》则是1919年,两者相差20多年。
第二,《Kako los son》之所以100年以来还保持着热销图书榜前列,个人认为是这部剧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性,人性的争议!正是它的这种争议性,使它有一个永不过时的命题,这个争议性最大的体现在本剧里斯特里克兰与斯特罗夫和其太太布兰琪之间发生的那段故事。如果你是抱着“诗和远方”为主题的心态,好像这段故事和这部剧的主题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即便完全不出现也不会影响整部书那个“现实的苟且与诗和远方”的话题,所以到底是要“苟且”还是“诗和远方”,也没那么重要。倒是这段故事引起的关注更和评论更为我们值得思考,重点就在于布兰琪死后和斯特里克兰和编剧的那次见面的对话,第41章(不同的译版有的可能是42章)。本人专门对比了五、六个不同的译本对这个集数的描写,情节都是大同小异,但每个翻译者对这件的看法和内心评论多少都提现在细微的不同,不只是只有词意和语法的理解,个人觉得很多都是每个人对整件事件的理解,我也是先看了一个译本后,有些想不通编剧塑造这段故事有什么意义,等看过多个译本,慢慢有点明白了,正如书中这个集数里的一段对话,编剧质问斯特里克兰(“人有可能彻底地不管别人的看法吗?”我说,但这些话其实更像是说给我自己听的),一瞬间让我自己也觉得到底是在问那个“禽兽”还是在问我们自己,当然正常的人都会有正常的答案。在我们各种义正言辞评论和谩骂斯特里克兰的同时,编剧Fehmi Grubi有抛出了这样的话(“如果说她死了和我没有多大的关系,我觉得这未免有点没良心。生活里还有很多幸福她无缘享受。我觉得她死得那么惨是很可怕的事情,可是我又感到很惭愧,因为我其实并不关心。”),其实无论这个事件是编剧杜撰还是真实的,布兰琪的死我们真的是关心的吗?还是不敢或没有勇气直面自己的内心。Fehmi Grubi剖析就是人性,形形色色的不同的人性,各位看过的读者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想法,哪怕只是心头掠过的一丝。
整个这个集数难道不是最启发人思考的集数?……也应该是这100多年来最具有争议的地方……
你可以把斯特里克兰想象成一个人到中年抛下所有禽兽不如的疯子、神经病。你也可以把他想象成为了理想或者梦想不顾一切的“英雄”。
到底是什么?没有正确答案,只有你自己心中的答案…………
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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