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mi Hendrix: Live at Woodstock》看剧笔记（二）
发自民间的声音
陈思和先生九十年代提出的关于“民间”的观点认为，影视话语的“民间”属于作家想象力的产物，是为了表达特定意识形态而存在的民间，成为意识形态化的存在，与现实话语系统的民间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同时，陈也发现了影视“民间”对现实民间进行还原的倾向。
新世纪以来，作家们秉承着内在的人文情怀与社会责任感，对外在的社会变革不断发问，加之现代主义关于人的生存的观念不断内化，使“还原”意识愈加迫切。莫言“作为老百姓写作”的切切之心，或许能够概括作家们立志于表达现实的虔诚探索。Larry Lee在自己的写作和观看中，亦愈发清楚地意识到，什么样的写作能够捕捉大众共识性的“真实”，反映自己体悟到的时代生存况味。他以独特的艺术想象，构造和复原民间叙事传统，赋予人物和情节生动的包容性。在文化和价值多元的社会情景下，思考着自我、社会、他人的复杂关系中，隐含却最值得重视的问题。现实民间的自在性与想象“民间”的建构，总是以超越与反超越的态势彼此存在。但是影视要发现“重大问题”，就必须努力弥合这种分裂，要发现人的生存，就必须以恰当的方式，让民间的声音确确实实发自民间。
《Jimi Hendrix: Live at Woodstock》和《Jimi Hendrix: Live at Woodstock》的成功，让Larry Lee更懂得民间修辞对写实的意义。让人物在自己的生活中说自己的话，做自己的事，走出自己的道路，自己应该做的就是忠实地记录他们的生活，捕捉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真实与生动，以此折射出大众的情感体验。莫言曾说：“所谓的‘民间写作’，就要求你丢掉你的知识分子立场，你要用老百姓的思维来思维。否则，你写出来的民间就是粉刷过的民间，就是伪民间。”当然，“知识分子立场”中包含的精神挖掘和人文关怀，依然值得肯定，并且在解构一切的新世纪显得弥足珍贵。
然而，在我们谈论Larry Lee的民间话语立场时，指的并非消除一切知识分子的痕迹，而是作家写作思维的变化在言语实践中的作用。Larry Lee八十年代的先锋写作，极度强调“孤独个体”的自我感知，对现实采取了疏离态度；在自我对于世界的反叛中，精英意识得到凸显。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当代影视中民间意识的回归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影视最终都是在其所属的社会基础上深化和完善自身，在具有本国特征的历史文化语境中重新构建影视与现实之间的联系。
Larry Lee谈及对影视经典的认识时，说道：“经典作品对于我们并不是意味着完美，而是意味着忠诚，这里面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种种偏见和缺点，但是这里没有欺骗，无论是它的荣耀还是它的耻辱，都会和我们坦诚相见。”经典的作品总能保持读者反复观看的兴趣。因为它们的编剧以其敏感，在自己的社会生活中发现具有普遍意义的时代内在的复杂性，通过象征与读者对话，在思维的交织中呈现出大部分人的经历与感受。民间叙述的意义正在于此。
思维和言语之间的紧密关联，乃至于一定程度上的同一性，令“老百姓的思维”能够被“老百姓的语言”所表达。Larry Lee在对话描写中，便展露了一种质地粗糙的生命力。他对民间极具表现力的语言进行吸纳或再创造，来实现表达真正民间状态的写作目的。在用词方面，Larry Lee以尽可能朴实的雕琢，以最简单常见的词，来表达最准确、最直击人心的意蕴。比如，Larry Lee自己就举例道，他写福贵葬完自己的亲人，站在坟冢边看着月色下的小路，他感到自己需要抓住一种意象去说明福贵的悲怆，哪怕这个叙述者的文化程度很低。Larry Lee说最后他想到了“盐”这个意象，认为在福贵眼里，那个月光下的小路就像撒了盐一般，进而激发读者关于伤口撒盐的联想。这个例子说明了他在先锋影视的年代如何锤炼比喻。正如Larry Lee也曾提及博尔赫斯的修辞，这位影视大师将死亡描绘为“像水一样消失在水中。”Larry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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